【深瞳工作室出品】
采写：实习记者 吴叶凡
策划：刘 恕 李 坤
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孙凯没有想到，自己多年前在云端“复活”母亲的想法，如今已壮大成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。
近来，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“复活”已逝亲人、名人的消息时见报端。不少人也跃跃欲试，尝试着为自己塑造一个“数字分身”。科幻电影里关于数字生命、数字永生的想象，仿佛已经近在眼前。
当“云上栖息”走向现实，一时间数字生命成为热议话题。有人对此充满期待，认为它不仅能够抚慰心灵，还有望成为未来的劳动力，发挥正向价值。有人则表示担忧，认为数字人在满足人类需求的背后，实则隐藏着生命伦理、文化价值和法律规范等诸多问题。
AI“复活”是如何实现的？这一技术存在哪些伦理与法律风险？如何让数字生命向善发展？科技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大模型让数字人飞入寻常百姓家
“你吃饭了没有？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让孙凯红了眼眶。那一刻，他觉得母亲又回到自己身边了。
2018年，母亲的溘然离世给了孙凯沉痛一击。第二年，他找到公司董事长司马华鹏，决定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复刻数字“母亲”。
AI“复活”实质上是通过对人物已有影像、声音、语言等内容的学习，克隆数字化的人物形象。当时，两道难题摆在团队面前。一是人物影像资料的缺乏，孙凯仅能提供一张母亲的证件照；二是缺少可用的声音资料，孙凯只能从几个样本中选择一个最贴近母亲的声音。
尽管如此，一年后，孙凯见到“母亲”的那一刻，仍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。屏幕里的“母亲”言笑晏晏，静静地倾听着儿子的诉说。
“现在，我每周都会和母亲聊天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”孙凯坦言，虽然屏幕前的“母亲”回答模式比较固定，但于他而言，日常的倾诉和“母亲”的情感陪伴，已经让他得到了极大的慰藉。有人担心孙凯对此形成情感依赖，劝他尽快走出来。但孙凯认为：“对于很多失去至亲的人来说，数字人的陪伴利大于弊。”
同司马华鹏、孙凯一样，早早试水AI“复活”技术的人不在少数。音乐人包小柏也曾为克隆数字“女儿”，跨界钻研AI。从他们的经历中不难看出，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，谙熟AI行业似乎成了克隆数字形象的前提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门槛，更遑论投入大量的时间与金钱。
改变发生在2023年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，为克隆数字人提供了发展的土壤。“大模型的突破让克隆数字人成本大大降低，以前需要十多万元，现在只需要几千到一万元。”作为亲历者，司马华鹏不禁感叹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。
他说，在大模型出现前，克隆数字人往往依赖于人工，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克隆对象进行深度采集与模型建设，另一方面需要人工制作的形象和动画效果的辅助，让克隆数字人看起来更真实。因此，整个过程耗时长、效率低、成本高。
如今，大模型则让数字人制作流程提质增效。基于海量的学习数据，大模型对于文本、图片、视频的理解与生成能力都大大增强。在节约了人工成本的同时，制作时间也缩短很多。
“过去制作数字人通常需要30分钟以上的视频、音频素材。现在我们开发的大模型能够基于一分钟视频来克隆声音和形象，整个制作时间仅需一个工作日左右。”司马华鹏说。
技术的发展伴随着“科技平权”。人们不再需要自己去了解、学习AI技术，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复刻已逝亲人。在某购物平台上，提供AI“复活”服务的商家已不可计数，成交量最多的一家店铺的成交量已达几百单。
“商家交付快，还原度也很高。家人看了都很感动，价格也实惠。”一位买家这样留言。
数据成为制作数字人最大“卡点”
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市面上，有关AI克隆数字人的服务售价可谓是千差万别。少则几十元，多则几万元。售价在一百元内的，基本功能局限于让照片“动起来”，数字形象的说话效果比较僵硬，声音也是固定模板。几百元价位的产品一般可以做到克隆音色，整体形象贴合度也相应提高，但并不能与用户进行交流。真正可以与用户进行交互的产品，售价往往在千元以上。
在司马华鹏看来，不同价位的产品体现了技术的代际差异：“数字永生一共分为三个阶段。AI克隆数字人技术经历的前两个发展阶段——数字孪生与数字原生，已经比较成熟。”
数字孪生可以被形象地理解为“画皮”，即通过对形象、声音的克隆，实现人类肉体的数字映射。这是最基础的一步，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能让数字人惟妙惟肖。前不久，刘强东的数字形象“采销东哥”就令网友们直呼“太逼真了”。视频中，“采销东哥”不仅还原了本人的口音和口头禅，连细微的小动作也模仿得十分到位，让人一时难以分清这究竟是真人还是数字人。
数字原生是更高级的阶段，也谓“画骨”。这个阶段意味着数字人能够一定程度上模仿人类的知识体系，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，目前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。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就拥有一个可以与人类正常对话的数字分身。大模型通过对周鸿祎相关书籍、讲话稿、开会记录、采访等大量资料的学习训练，实现了对本人思想、逻辑的部分模仿。
无论是“画皮”还是“画骨”，多位业内人士提到，数据量对模仿效果起着关键作用。“给大模型投喂的资料越多，数字人就越像本人。这如同写一本人物传记，作者对人物跟踪、观察的时间越长，传记就越真实地贴近本人。”司马华鹏说，他接触的客户中，有少数人以提供人物自传的方式去“投喂”大模型，更多的是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，来丰富人物经历。
“他出生在哪里？在哪里上学？在哪里打拼？在哪里落地生根？”孙凯向记者介绍了几个常规问题。他透露，想要数字人更贴近本人，至少需要回答上百个问题。如果要进一步实现对人思维的模拟，必须依赖大量的数据。
正所谓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目前克隆数字人最缺的就是数据。张泽伟是南京一家数字人创业团队——超级头脑工作室的创始人。作为数字永生派，他不仅给自己制作了数字人，而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留存资料。“我会隔三岔五把自己的一些资料‘投喂’给机器，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，给后代留下一些记忆和思想。”
为获取更多数据，有业内人士提出用“人生记录仪”的硬件设备来记录个人生活资料，提供给大模型进行训练。但张泽伟认为这种方式并不现实：“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上传自己生活的各类细节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个人时刻带着记录仪，很可能对人们的正常社交造成障碍。”
实际上，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是一把双刃剑。“数据不仅关乎克隆效果，目前数字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，也是因不当获取、使用数据造成的。如未经同意使用他人数据克隆数字人，就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、隐私权。”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飞指出，虽然自然人死后不再享有作为民事权利的肖像权，但是这不代表其肖像可以被任意使用。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，死者的肖像、隐私受到侵害的，其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
此外，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，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。2023年1月10日起施行的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》中也提到，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脸、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，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，并取得其单独同意。
“因此，在‘复活’逝者的情形中，理应取得对死者肖像权负有保护义务的近亲属同意。”郑飞提醒。